国学大师---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永丰乡（今越东乡）罗家村人，他常自号“永丰乡人”。生于晚清旧官僚家庭，自幼受严格的家庭教育，他4岁入塾学习，见地过人，15岁回原籍上虞应院试，中秀才。16、7岁便著作颇丰。青年时代的罗振玉，由于过多地把精力集中于金石文字之学，因而荒废了科举，曾先后两次参加乡试不举，后辗转为朝廷做事。
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他嗜古如命，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
罗振玉是一位有见识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他在学部任职期间，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后来这批文献再次以废纸处理，他心急如焚，以高于三倍的价钱购入悉心研究，使大量珍贵的明清史料免遭毁灭。
罗振玉一生，著作等身，在学术上，他知识渊博，勤于笔耕，潜心研究，严谨治学，勇于开拓。他专门购置一幢三层小楼用于存放大量藏品资料，对金石文字的研究如痴如醉，睡眠时间很短，工作时间长，朋友形容罗治学是“日夜不辍，坐拥书城”，在当时社会上罗振玉享有极高威望，为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罗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浙江海宁人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跟随罗振玉期间积淀起来的，成就了“罗王之学”。罗振玉毕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甲骨学和敦煌学的研究上。
敦煌学的奠基人---罗振玉
看过余秋雨的《道士塔》一文，大家一定被敦煌莫高窟的那个监守自盗贱卖文物并傻傻送出一程的王道士气的吐血。
1900年5月，王道士在清理积沙时无意发现了一个暗洞，找开一看，满满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这批敦煌古物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也成了王道士发财的摇钱树。
1909年8月，法人伯希和路过北京，将其所获敦煌遗书的一小部分展示给在北京的学者。
其时罗振玉恰好在场，当他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珍品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这是罗接触敦煌遗书的开始。他听说在敦煌藏经洞尚存六朝至唐宋写本六千卷，便立即将此事呈报学部。在罗氏的努力下，学部查封了敦煌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1910年秋，这批宝藏几经挫折，终于运到京师学部，后移藏至今北京图书馆，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的保存，罗振玉功不可没。
罗振玉在整理刊刻敦煌遗书方面更是业绩斐然，对于流散在外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是我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他带领蒋斧、董康、王国维等人一头钻入故纸堆里，搜集保存整理研究敦煌遗书。从1908年到1939年三十余年时间内，出版了大量敦煌学著作，时间之长用功之深贡献之大，为国内第一人，是该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甲骨学奠基人----罗振玉
3000多年前的殷商不论祭祀、战争、渔猎，风雨，都要卜问。占卜时，用火灼烤龟甲会发出劈啪之声，这种声音往往被理解为神在传达旨意。龟甲受热后会产生裂纹，占卜者依据裂缝的情状推测运程，然后将凶吉刀刻在龟甲兽骨上，这个文字就是甲骨文。
在清末时期，这些龟甲称“龙骨”被视为中药主治小儿、妇科、男子虚弱，忽然于1899年的某一日龙骨出现在“好古成魔”的王懿荣眼前，才发现了沉睡3000多年的甲骨文。王懿荣对金石颇有研究，当时人们鉴定文物时，往往是“得其一言，引为定论”，但令人遗憾的是，未等作更深入的研究，王在与八国联军进攻中战败投井自尽。写《老残游记》的刘鹗是其好友，接收了王懿荣的大部分甲骨，这时候罗振玉就屡劝他写出了中国甲骨史上第一书《铁云藏龟》，由“甲骨四堂”之首的罗振玉作序。罗振玉本人的收藏也很丰富，可以说是国内收藏甲骨文最丰富的人，共收集35000多片。
他最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辗转从商人口中套出甲骨是从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在知道之后，他马上派了两个亲属，一个弟弟一个内弟到当地去考察，而且收购了一些甲骨证明了这一点，在日本流亡回国后，作为学者到小屯进行亲自踏察的，他是第一人。1910年他著书首先考定安阳小屯为殷墟，并正确地判断甲骨是“殷室王朝的遗物”。他和王国维（甲骨四堂之一）将甲骨拼在一起，使文义更适合阅读，拼出了商王世系，结合董作宾（甲骨四堂之一）主持的1928年的殷墟考古发掘，搞清了甲骨和殷墟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殷商开始的”结论作出了最有力的考证，推翻了胡适等人提出的东周以上古史无实证的观点。
著名学者余秋雨认为: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踏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上,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至今还有人怀疑夏，但已经没有人怀疑商了。
在研究甲骨学的过程中，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语）
从罗振玉的政治生涯来看，从光绪年间起，罗在清政府做官，封建忠臣思想十分顽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避居日本，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前夕，他仍“奉召”入值南书房行走一职。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策划参与伪满洲国，并任多个职务，甚至不惜投靠日本，在政治上留下污点。因为他复辟的政治态度，后人多不愿提及，但我们不能就此忽略了罗振玉作为一名大家学者在学术上的巨大建树以及他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巨大贡献，他在我国文化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勿容置疑无可抹杀的。罗振玉以安阳之殷商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以重建上古史为目标,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其结果则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了1000多年,难怪学者们评价他"传古之功,求至古今人,未见其比".我们有必要整理他一生献身学术的事迹，弘扬其治学精神，鞭策后学，并为上虞曾有这样一位拥有累累硕果的饱学乡贤而引以为傲。
[ 本帖最后由 金大侠 于 2008-5-26 13: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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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回复
在台湾人心目中地位很高,比肩康梁,胡适,是大家
倒是我们家乡,一问十人有六七个不知,知道名字的也说不上来什么
很不平,很可惜.
他的待遇跟周作人相仿.
当时废帝溥仪在皇宫里新装了电话机,很新鲜,就乱拨一通,其中一个拨给了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让他到皇宫来一趟,说完也就忘了.
胡适先生却激动的当夜失眠,连着去了两趟才见着溥仪,又是下跪又是行君臣之礼,诚惶诚恐,
以反帝反封建为总旨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先生尚且如此,更何况一直在朝廷做官的罗振玉,
至于污点也好污块也好,都是不能抹杀他在传统文化上的造诣和巨大贡献的.
罗振玉和王国维两家后人对前辈的交往其实也都有很明朗也很正确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完全可以为两位国学大师的交往史画一个句号的。王东明说：“罗氏之于父亲，犹伯乐之识千里驹。对先父在学术上的启发及生活上的照顾功德无量。”罗福颐谈到其父与王国维的交往时说：“先人与观堂丈订交垂三十年，由师友而姻娅，交谊数十年如一日。”
罗振玉和王国维的人生交往是全面的，立体的，极为深刻的。作为国学大师，两人的学术交往带来了他们在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写经、汉晋简牍，以及古器物学领域内开拓性的贡献，导致了“罗王之学”的形成，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面貌，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将永远造福于后世学人。作为生活上的朋友，两人也共同走过了一段漫长的人生途程，先是友情，继为亲情，后来出现坎坷，最终罗还是尽到了友情，也尽到了亲情的义务，对王的身后做出了令人欣慰的安排。然而，作为政治同路人，两人的政治交往应该说是悲剧性的，不但导致了王的自沉，也导致了罗最终走上叛国之途。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人的人生交往，还是有许多可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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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午匆匆忙忙没仔细看,疏忽了,一看还真不是,现已改成"书法作品"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统一了文字,是小篆吧,
秦嘉量、诏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真让我越来越敬佩了,
真是高人不彰啊.
就“罗振玉是一位有见识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他在学部任职期间，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后来这批文献再次以废纸处理，他心急如焚，以高于三倍的价钱购入悉心研究，使大量珍贵的明清史料免遭毁灭。
当他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珍品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这是罗接触敦煌遗书的开始。他听说在敦煌藏经洞尚存六朝至唐宋写本六千卷，便立即将此事呈报学部。在罗氏的努力下，学部查封了敦煌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1910年秋，这批宝藏几经挫折，终于运到京师学部，后移藏至今北京图书馆，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的保存，罗振玉功不可没。”这二点，算是伟大的了，功不可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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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思想本不应该受到谴责。何妨傅仪也是一个受到历史肯定的人物么。说说几点看法.
罗振玉的学术造诣和开拓之功毋庸置疑,但发扬光大,成其荦荦大端者,是他的学生王国维,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大师者,须具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而罗氏两者皆不具备.
所以,称其为大学问家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