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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谈』南街村幕后的荒淫与邪恶
最近，《南方都市报》揭露了南街村靠贷款支撑并拖欠银行16亿巨额贷款的真相。我作为一名银行普通员工，对这种糟蹋人民血汗钱的无良的政策性贷款感到愤慨，对南街村背后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深恶痛绝。早在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南街村的事迹时，立刻就联想到曾经震惊世界的“人民圣殿教”。因为南街村的组织形式，行为特征，经济分配形式与精神控制手段同“人民圣殿教”如出一辙，它们都对村民实行思想洗脑和精神控制，村民不领工资，财产全部归公，村民的生活靠组织分配和发放。
一、靠谎言和欺骗起家
1978年11月18日，一个名叫“人民圣殿教”的美国教派的九百多名信徒，突然在该教派设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附近的一个营地里集体服毒自杀。这件惨案震惊了世界。“人民圣殿教”是由一个名叫吉姆-琼斯的美国人在1965年创建的。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问题严重：先是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随后是种族主义，和因种族主义引起的黑人民权运动，接下来还有越南战争。这正为吉姆-琼斯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也给他的早期活动赋予了不少“进步”色彩。琼斯声称他的人民圣殿教“反对种族主义的魔鬼、饥饿和不正义”。琼斯自称是神的化身，几千年前化身为释迦牟尼，创建了佛教，后来又化身耶稣基督，创建了基督教，他最后一次化身为列宁，将社会主义发扬光大。琼斯的太太玛瑟琳（Marceline Jones）在197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琼斯18岁时的偶像就是毛 泽 东，琼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社会，他要在美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州。1977年，琼斯带领近千名成员移至南美的圭亚那，他向成员许诺在那里建立他们的理想王国。于是，在圭亚那的一处丛林他们建起了一个农业公社，取名琼斯镇。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虽然取得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滋生出不少问题和社会矛盾，贫富悬殊、腐败盛行、社会不公等问题严重，这时南街村领导人王宏斌声称“反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和不公平现象”，要带领他的村民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乐园”，他把南街村宣传为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 泽 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王宏斌被村民看做是“毛 泽 东的化身”，被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也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并在南街村的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 泽 东雕像，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在红色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王宏斌声称要在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二、精神灌输与经济控制
无论是南街村还是“人民圣殿教”，或是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教主崇拜，二是对信徒实行全面地精神控制，三是信徒的财产全部充公，不保留私人财产。在琼斯镇，公社成员的护照和财产被没收，几十个警卫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围巡逻，人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琼斯还特别采用了高音喇叭技术，天天给公社成员洗脑。把公社外面的世界描绘得很可怕，说来自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正热衷于破坏他们的公社，从而让人们感到根本就不能离开公社。琼斯还在喇叭里威胁“背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死亡” 。
南街村村民没有出行的自由，每天都要进行毛 泽 东思想的学习，要求村民放弃脑子里的任何杂念，必须完全绝对地忠于和服从“班长”（村民对王宏斌的称呼）极其信奉的思想和教条。南街村的村民不领工资，吃穿住行的生活物资全靠组织发放和安排，南街村领导人王宏斌宣称，他的目标是“让村民富得没有一分钱存款”。这样一来，就从经济上彻底控制了村民。因为你没有存款，没有私产，就等于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保障，如果有村民不听话，王宏斌就停发生活用品，甚至不给开饭，“富得没有一分钱存款”的村民就只能饿死，因此不得不服从他的意志。
三、大发展时期的荣耀
1972年至1975年是人民圣殿教大发展时期。他们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分别发展了数千名信徒。其中大都是穷人和黑人，但也吸引了不少自由派白人中产阶级。这些人有文化，成为圣殿教的中坚力量。人民圣殿教在七十年代上半年发展很快，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许多政界人物为拉选票都要争取他们的支持。琼斯本人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1975年他被“美国生活基金会”选为美国“百名优秀牧师”之一。与此同时，旧金山市市长还任命他为该市住房管理机构主席。次年他被《洛杉矶先驱调查报》提名为“本年度的人道主义者”。随着政治上名气的增大，圣殿的财源也滚滚而来。不仅有信徒的各种奉献，还有大量的各种募捐，钱财之多往往使琼斯本人都料想不到。
1990年代是南街村大发展的时期，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集中在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 泽 东思想。而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自从1994年获得某些中央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光环背后的荒淫与邪恶
随着人民圣殿教的壮大，琼斯的权利欲极度膨胀，教派内的民主气氛愈来愈少。他把自己从以前的上帝的代言人的地位变为声称自己就是上帝本身。他是信徒的“父”，是他们的“主”，任何人不得违背他的意志，否则就是叛徒。教会中每个信徒的发言都充满对他的赞美和歌颂之词。原来他所宣传的“爱”也为愈来愈严格的纪律和惩罚所替代。更有甚者，他利用信徒对他的崇拜，在教会内可以对任何一位年轻、有吸引力的女会众提出性要求，而无人敢拒绝，许多被他选中的妇女还把这视为无上的荣光。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教会中一些中产阶级对他的不满，有些人开始设法摆脱他的控制。
随着南街村的发展，“班长”王宏斌的权利极度膨胀，在南街村，实际就是王宏斌一人说了算。南街村不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村给的。如果反对王宏斌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如果班长及其亲信对村里的任何一位年轻的、有吸引力的女村民提出性要求，谁也不敢拒绝，否则就停发生活用品，甚至全家都会被逐出村民楼。在长期的洗脑和精神控制下，许多女性甚至对能够为班长服务感到无上的荣光，因为班长在村民眼中是伟大领袖的化身。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年轻女村民来到现场，称小孩是她们为王生的，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五、神话破灭 走向末路
1977年8月1日，一篇揭露“人民圣殿教”的文章在《新西部》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指控，内容涉及：虐待、身心摧残、勒索、贪污，以及琼斯与格雷斯的不正当关系等。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话，有人指出：就连只有4个月大的婴儿都要挨打，琼斯总是微笑着注视人们遭受体罚。“人民圣殿教”叛逃的信徒斯托恩夫妇、默托夫妇，以及其他有亲属在琼斯镇的20多人联合起来，成立“有关亲属委员会”，并于1978年4月11日发表宣言，谴责琼斯“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地漠视人权”，使用“肉体和心理方面的威压手段进行思想训练运动，以没收护照和在公社周围设置岗哨的办法防止社员离开琼斯敦，以及剥夺社员的私生活权利，剥夺言论、集会自由。”
琼斯大呼末日来临，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信徒们的监视和控制。鼓励社员们相互监督、告密，还成立了所谓“革命保卫委员会”，结果又把对“外面敌人”的警惕变成了人们彼此间的警惕。
经过“有关亲属委员会”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国会部分议员的重视。1978年11月1日，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瑞安通知吉姆.琼斯，他将访问琼斯敦。11月14日，议员从华盛顿出发，同行的有不少记者，包括几位非常优秀的名记者，还有“有关亲属委员会”的6名代表。17日，议员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会见了琼斯的律师和代表。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获准前往。瑞安一行乘坐两架租来的小型飞机飞往距琼斯敦还有几英里远的凯图马港村，再由那儿坐琼斯敦派来的卡车，前往琼斯敦。
琼斯为议员等人举办了欢迎会，表演文艺节目。议员会见了吉姆.琼斯，记者们也在场。吉姆.琼斯脸色难看，议员一行被要求回凯图马港过夜。然而，就在汽车临行前，有人偷偷塞了张字条，请求议员带他们回美国。第二天，记者强行闯入一间老年妇女宿舍，引起争执。琼斯在记者们的尖刻逼问下终于垮了：“我觉得遗憾的只有一件事，为什么没人向我开枪？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公社。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并没招谁惹谁。可是他们不毁了我们决不罢休……”记者们看到了一个患偏执妄想症的琼斯。
这时有人来报告，又有一些人要求离开。琼斯沮丧道：“让他们走，让他们都走。走的越多负担越轻。都是谎话，一走了统统都说谎话。每个人都有走的自由……”议员安慰琼斯，“这么大个公社，走20来人，没什么。”瑞安一行急忙带上那十几个敢于要求离开的人，乘车奔往凯图马港。在他们等待和登上飞机的时候，琼斯镇开来一台拖拉机，上面有六名枪手。这些人猛烈开火，议员瑞安和两位最出色的记者等5人当场死亡，另有12人受伤。
当琼斯得知虽然有瑞安等人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脱，并可能报告当局，于是，琼斯开始着手进行他的自杀计划。11月18日，琼斯召令全体社员，对他们说：“我们大家必须死。”“如果你们象我爱你们一样地爱我，我们大家就必须一起死，否则，外边的人会消灭我们。”11月18日琼斯下令所有追随者集体自尽，900多名成员喝下掺有氰化物的葡萄糖饮料集体自杀。
2008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题为《南街真相》的深度报道，揭露了南街村靠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支撑，以及久下银行巨额贷款的真相。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首先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不自由。”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六 极端势力撑腰 南街村尚未终结
南街村的真相经媒体披露后，把南街村视为样板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气急败坏，他们把《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称为“极右势力造谣污蔑”，就如同人民圣殿教把批评的声音称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的谣言”一样。南街村“班长”王宏斌称，争议越大，对南街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起到了广告的作用。他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南街村因为拥毛而能够获得外界的各种资源，能够获得贷款和政策上的支持。这其间的吊诡让人深思。愚昧往往与喧嚣联系在一起，而智慧从来被迫保持沉默。这也正是南街村尽管拖欠巨额银行贷款，尽管内部存在着种种不良行为，但至今依然呆在神坛上的原因。
七、财产公有，权力私有是最坏的制度
财产公有，权力私有是最坏的制度。因为财产公有了，你没有了私产，没有了存款，就等于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保障，只好受制于他人。而权力私有，一人说了算，你失去民主的权利，不得不听命于他人。这两者一结合，你就只有做奴隶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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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篇关于南街村的文章对照着看：捍卫红旗的斗争——评《南都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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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红旗的斗争——评《南都报》的文章
作者: 游客久
日期: 2008-03-02 16:54
说明：这是一位老友写的文章，让我发表，我只上《主人公》，所以就贴在这里啦。
捍卫红旗的斗争——评《南都报》的文章
一篇经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特约审稿的文章《南街村上演股权激励 红色亿元村神话或终结》在“南方网 ”——腾讯网、凤凰网相继出笼，《南都报》全文登载了这篇文章，有的省市报纸也鹦鹉学舌，从而开始了在官方喉舌上第一次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对南街村的围剿。
一、 围剿的政治背景：当前全国处于一片南街村热、毛泽东热中，中国执政党“十七大”前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而当局却倒行逆施，竭力进行“去毛泽东化”，只提“高举特色理论的旗帜”，不提或者尽量少提“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位当红作家甚至叫喊：“要打退‘毛泽东热’！”另外，《南方周末》举起“自由”的破旗，北方《炎黄春秋》侈谈“民主”，这些官方的喉舌要进行“新的思想解放”，大声疾呼“不要用社会主义的观念来阻碍我们（往资本主义方向）前进”。而且《广州日报》等也登了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类似的讲话。他们怕南街村热曼延，他们怕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更怕回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天堂——毛主席领导的美好日子，而南街村却高举毛主席的旗帜、高喊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这就犯了当权者的大忌。他们是不可逆转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今年，他们要庆祝资本主义胜利的三十周年，所以要围剿南街村这个“毛主席共和国”，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围剿的手法。冷嘲热讽是仇恨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惯用伎俩，污蔑陷害是一切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美好的共产主义畏惧无能的表现。《南都报》文章的通篇内容不外乎这八个的反复玩弄。什么“历史符号”“异类的典型”啦，什么苦心经营的“神话”啦，什么“吊诡的发展速度”啦，什么“神话”的破灭啦，甚至调侃南街村建立了“毛主席共和国”、王宏斌是“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无怪乎许多网友看了这篇文章义愤填膺，纷纷口诛笔伐，要为南街村讨回公道。
三、一切对南街村事业敌视的人，是造谣有术但是有限，因为《南都报》文章翻来倒去就是：南街村改制了、南街村私有化了、南街村已经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了、南街村已经不是红色的了、南街村不是最后的“人民公社”了、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了、不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了。这说明了什么？他们怕南街村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红色的、是最后的“人民公社”、 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 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他们希望南街村改变颜色，变成南街村外一样的黑色、紫色、花色；他们希望南街村融入私有化的大潮、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跟上他们所谓“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步伐。
这里的关键就是：南街村是否改制——实行了股份制。河南的《大河财富》报在2008-2-29至3-6一期的赫然大标题就是“南街村集团改制三年间”，似乎南街村改制已是事实，而广大关心、热爱南街村事业的人也是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如果南街村已经股份制了，那还谈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这个问题的真相是：
从2000年开始，河南省针对“乡镇企业规模小、科技水平低、管理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和部分集体企业机制弱化、产权不清等问题”，强力推进乡镇企业改制工作，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以（豫发）【2000】19号文件形式下达，限定此后3年内基本完成。
面对这次股份制改制的恶浪，南街村进行了英勇地抵抗，王宏斌代表南街村人发出了铮铮誓言：“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南街村决不搞股份制！”“南街村决不会后退！”这样坚持到2004年，已经大大超过了省里规定的三年期限。于是，收缩银根、不给南街村贷款的压力来临了，南街村内部要求股份制的声浪在外界支持下高涨了，南街村面临着分裂、垮台的危险。带头人班长王宏斌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如果让南街村垮了只对资本主义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害，对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损失太大了！于是大胆决策，与三大班子讨论，向全体南街村村民通报，象当年搞党支部集体承包一样，我们也搞“股份制”，张三李四都有“股”，报给上级，“手续齐备”，南街村股份制啦！这就是南街村所谓股份制的来由，它与当年党支部承包有“异曲同工”的意义和作用。所以，无论怎么污蔑南街村已经私有化（股份制）的人，也拿不出他们各自分红多少的证据，他们还是二百五的工资，他们还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活资料70‰供给制”，干部群众都一样，只是在生产第一线的人收入要多一些，但是决没有贫富差距、两极分化。
至于说法律上南街村已经股份制，那么要问：持股人都不承认或根本就不要所持的股，可不可以？退一步说，持股人把所持的股交给南街村集体可不可以？如果所谓的法律对这些都不允许，死硬逼着南街村私有化，那也得看南街村全体村民答不答应！当年南街村人就不答应走“个人承包、分田到户”的道路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四、要说明的问题。
1、靠银行贷款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靠银行贷款发展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问题，因为这是个金钱社会，一切都笼罩在金钱资本之下，没有金钱就不能活，何况企业发展。问题是金钱从哪里来、第一桶金是如何得到的、有了金钱干什么？显然，南街村的第一桶金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南街村这个集体的积累。南街村要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人民政府的支持，有兄弟单位的无私支援，那时候有很少的钱就能办很多很大的事，甚至没有钱也能办事，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能行吗？所以银行贷款发展就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就会灭亡；而且银行资本家伸出手让人贷款，不然他们也是死路一条，这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呢？！难道就是因为南街村把贷款用于发展集体经济了吗？难道现在的银行贷款就只为了发展私人企业吗？
2、银行贷款发展，就有个还债的问题，按照《南都报》文章的说法，南街村是“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那么我们就要问：南街村的“资”是多少，“债”是多少，是不是资不抵债？河南省的官方报纸说“南街村的固定资产是29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得到班长王宏斌的肯定；债务呢？《南都报》文章说是16亿人民币，而南街村说只有十二、三亿人民币，就按《南都报》文章说的是16亿人民币，29亿元人民币对16亿人民币，怎么就成了“资不抵债”了呢？难道《南都报》的数学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更还是思想、立场有问题？！
3、在社会主义社会，各行各业大发展，齐头并进，合作互助，劳动竞赛，谈不上使用“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的问题，按照班长王宏斌的说法，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南街村会更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企业要发展，没有劳动力不行，外国资本家就是看中了中国廉价劳动力，中国政府也心甘情愿地当提供劳动力市场的政府；还有，中国那些爆发的资本家哪个不是吸劳动力的鲜血和骨髓甚至生命长大喂肥的。难道只允许中外资本家使用外来劳动力发家致富，南街村集体企业就不能用外来劳动力发展集体经济？至于剥削不剥削的问题，按照“剥削”的定义，前提是私人占有权、政治上特权，这两条，南街村一条也没有，更何况也没有“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剩余价值问题，在南街村的外来劳动力确实没有把个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拿走，留下的部分用于南街村集体事业的发展和公共福利，只要你在南街村继续劳动下去，外来劳动力也能享受到这一切。还有一个比较，为什么同样招收外来劳动力，南街村就很容易而其他中外资本家们就很难？南街村的外来劳动力也有不满，但这种不满与在中外资本家企业的外来劳动力的不满有着本质的不同，不信，可以问一问既在中外资本家企业中劳动过又在南街村企业劳动过的外来劳动力，他们会给以怎样的回答。
《南都报》的作者编造的另一个谎言是：南街村的外来劳动力“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他们知不知道，南街村的外来劳动力有每月拿2000多元工资的？知不知道，南街村的外来劳动力有当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的？知不知道，南街村的外来劳动力大多是周边农民，他们在南街村劳动之后还可以回家种自己的地？知不知道，南街村的外来劳动力在什么情况下拿的“150元-300元/月”这样的个例？知不知道，在“南街村宾馆”扫地的外来中、老年妇女，每月都有400元以上的工资？
4、在有人群的地方，在需要管理的地方和单位，总有左、中、右三种类型的人存在，而领导者、管理者就产生于其中先进人物身上。特别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需要大公无私的人，需要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人，需要有能力驾驭全局、掌握方向的人。在南街村这个只有不足3000人的生产大队，能有王宏斌这样的人物确实难得，南街村人怎么不会把他当作宝贝一样对待呢？一次政治决策，一项企业发展，一个问题的解决，总有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的人拿出最好的办法来，这个人自然而然就得到人们的拥护和支持，久而久之，他就成了领袖人物，班长王宏斌同志的地位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号召力就是日积月累起来了。他没有家族势力，尽管有不少王姓人在南街村当主要干部，但他们不是王宏斌的同一家族，仅仅同姓而已；他是半路来到南街村的，解放后干部的盘根错节，与王宏斌根本不沾边。所以班长王宏斌威信完全是干出来，是他高尚品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感召的结果。一些人，不论是别有用心的，还是有些善意的人，他们总是说王宏斌独裁，《南都报》的文章又以“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为题大加鞭笞和嘲弄，这是作者的无耻。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根本不理解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根本体会不出特殊情况下的无奈。
仅以“永动机”项目为例，王宏斌事前没有考察吗？没有请教有关专家学者吗？那些专家学者是怎么说的：这个时代是信息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发展，“与时俱进“么，没有探索的科学领域多得很，要大胆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过来的。王宏斌事前没有和其他领导讨论过吗？真的大家都反对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事后，王宏斌同志把全部责任都承担起来，这是他的风范所在，出了问题勇于承认错误吸取教训，“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真共产党就是这样的。
《南都报》的文章又说，“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如果真的这样，南街村早就垮台了，王宏斌还有现在的威望？《南都报》的文章造谣本领是张口就来。
5、耿宏、耿富杰、陈书欣三个人是三颗炮弹吗？《南都报》文章作者知不知道这三个人后来的情况？如果知道而故意不写，就是“居心险恶！”
耿宏不是没有错误，但他的事是处理得重了些，后来王宏斌同志亲自向耿宏道歉，两人和好如初。耿富杰自认为有能力，又在2002年河南省强力推行“改制”浪潮冲击下，向王宏斌同志要求“股份制”，他自己觉得能拿大股，当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就辞职干个体，要“发大财”，结果，离开南街村集体，四处碰壁，思想开始觉悟，不得已又回到南街村集团，现在当一个项目的副经理。陈书欣被《南都报》文章作者誉为“最具经营头脑”，实际上，陈书欣在任南街村集团调味品厂厂长期间，工作不好，被调出，调味品厂才成为南街村的龙头企业。陈书欣被调出后又担任油墨厂长，又犯了多项错误，2008年1月被“双规”，至今还在受审查。这能是轰击南街村、轰击王宏斌的炮弹吗？纯粹是臭弹、哑弹。就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王金忠，什么“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也是虚构，王宏斌同志就亲自反问提问者：“我一直在现场，怎么就没有见到和知道这些东西呢？”何况王金忠的问题已经处理，该做的工作已经做了，有什么值得翻的历史旧账！可见，《南都报》文章作者实在拿不出新的东西，在攻击、污蔑南街村方面是“黔驴技穷”。当然，南街村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是处在包括《南都报》文章作者在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制造的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阶级斗争必然在南街村有反映，腐败分子、走资派还会不断产生，南街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任重而道远”。
五、一场捍卫红旗的斗争。
《南都报》的文章是个政治信号，南街村首当其冲，受到重型炮弹的轰击，值得深思。首先他们要南街村“老实点”，“不要太张狂”，“不要妨碍资本主义大业的前进”；其次，他们要把南街村歪曲、丑化，企图纳入他们的范围——已经实行“股份制”了，不是什么集体经济了，不是公有制了，也是私有制了，“神话破灭，还是‘猫论’在南街村起作用”，以此瓦解南街村，熄灭南街村热；第三，造成“舆论”，扑灭全国劳动人民向往南街村的熊熊烈火，阻挠各地向南街村参观、学习，以便胜利贯彻他们的“精神”；第四，这枚重型炮弹对南街村的影响是不容低估，本来南街村内部就有“南街村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进行的”的说法，现在好了，人家就是按照这种说服来解读南街村的，所以不要搞什么“红色文化”、“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啦，融入主流媒体吧，“大家都发家致富算啦”，从而解除了南街村的思想武装，改变了南街村的初衷，把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事业毁于一旦。
南街村存在的意义，就是一面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就是对污蔑毛泽东时代的有力回击。资产阶级右派们看得比有些人要清醒、清晰，要透彻，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把南街村说成是“毛主席共和国”，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虽然居心叵测，但也说明资产阶级分子也能看到一些实质问题。所以一些热爱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向往南街村的人非常爱护、捍卫这面红旗。
不过，这面红旗还能打多久，能否冲出这次由《南都报》文章发起的围剿，还是个未知数。“一国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的”，何况一个村庄？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谈何容易！必须有全中国大环境的改变，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南街村的红旗才能长久打下去，成为中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的标兵。如果中国继续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继续维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会越来越难，受到的围剿会越来越多，失败的可能会越来越大。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此起彼伏，是对南街村的最好支持。南街村也应该对中国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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