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戚雅仙

戚雅仙（1928—2003），原名戚爱英，小名阿毛，祖籍余姚市临山镇湖堤村，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戚派” 唱腔创立人。
    戚雅仙父母很早就来到上海谋生。父亲以摆旧货摊、为电车公司看门等为业，常常闲居在家，母亲不得不从外面接些手工活来弥补家用。戚雅仙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三个哥哥，后来又添了一个妹妹。因为家境窘困，三个哥哥很早就离家外出当学徒，身为长女的她，十岁就帮母亲干手工活，有时是为裁缝店钉纽扣、缝纽襻，有时是为有钱人家折祭祖用的锡箔。
生活虽然贫苦，但也苦中有乐，父亲有时会带着年幼的她去逛庙会看热闹。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她第一次看到舞台上穿着花花绿绿的戏文人物，由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父亲是第一个使戚雅仙和戏曲发生关系的牵线人。
真正使戚雅仙走上学戏道路的是她的母亲。她母亲是位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刻苦、勤劳，对生活没有别的奢望，唯一的爱好就是看戏。当时她家居住的沪西康家桥有一家简陋的草棚戏院，叫“小罗天”，经常上演来自家乡的绍兴文戏（余姚时属绍兴府）。只要口袋里稍有馀钱，母亲就会买一张最便宜的边座票，带上戚雅仙一起去看戏。戚雅仙十二岁那年，母亲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通过绍兴文戏班的一个熟人，介绍她去戏班里“穿罩甲”，即跑龙套。“穿罩甲”无需唱功和做功，没有学过戏也能应付。她第一次随戏班登台“穿罩甲”的演出场所是大新公司游乐场，虽然挣钱不多，而且流动性和季节性很强，但毕竟有了份工作，她从此走上从艺的道路。
因为有了“穿罩甲”的经历，过了二年，她母亲又拜托那位熟人，送她去绍兴文戏科班学戏。那个科班叫“陶叶剧团”，是绍兴文戏男班衰落后从舞台上退下来的两名男演员主办的，一个姓陶，一个姓叶，都擅演旦角。科班设在南市区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里，一起学戏的有二三十个小姑娘。学戏得有个艺名，两位师傅给所有学戏的小姑娘名字中都放一个“雅”字，戚雅仙这个艺名即由此而来。在科班里，她学了不少绍兴文戏的传统剧目，印象最深的是《玉蜻蜓》中的《庵堂认母》。这是出唱功戏，唱词特别多，有一次她忘了唱词，结果被师傅打了一记手心。这也是她在科班学戏时唯一的一次挨打，所以永记不忘。“文革”结束重登舞台，她演出的首部传统戏就是《庵堂认母》，后来去香港参加中国戏曲节，演出的也是《庵堂认母》，这是后话了。
科班学戏一般要三年才满师，可为了赚钱养生，她们不到一年就被推上舞台。戚雅仙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是在南市西门戏院，她在折子戏《盘夫》中演丫鬟飘香，因为个子矮，特意穿上高底彩鞋，以缩小和其他演员的身高差距。后来几年，科班一直在杭嘉湖一带跑码头。时逢日本侵略军盘踞江南，漂流演出非常艰苦，有一次，她因为得了霍乱而差点丧命，但最终经受了锻炼，演技也大有提高。
1943年春天，陶叶剧团被上海大来剧场聘为演出班底，“雅”字辈的姐妹们终于结束浪迹江湖的生活回到上海。当时“女子越剧”这个名称已经取代“绍兴文戏”，大来剧场邀请的挂牌头角、头肩花旦就是越剧改革的创始人袁雪芬。此时的戚雅仙，又一次充当了越剧改革道路上的“穿罩甲”小兵。虽然因为年纪小，演的都是丫鬟、使女之类的角色，但与袁雪芬同台演出，使她在演技上有不小进步，在观众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被称为“袁派小花旦”，成为“雅”字辈的佼佼者。期间，她还与袁雪芬、徐天红一起灌了一张唱片《明月重圆夜》，在越剧界开始引人注目。
在大来剧场唱了一年多时间，戚雅仙终于满师出科。1945年演出歇夏后，尹桂芳剧团聘请她挂牌做二肩花旦，与头肩小生尹桂芳、头肩花旦竺水招配戏。1946年春天，尹桂芳剧团正式挂牌“芳华剧团”。她在“芳华”的时间，连同剧团挂牌前的半年，约有两年时间。这两年不仅使她大开眼界，还从尹桂芳、竺水招等优秀演员身上学到不少艺术经验和人生经验，在唱腔上逐渐有了自己的特点。通过几十出戏的演出磨练，她从一个只会简单模仿袁雪芬的“袁派小花旦”，成长为能扮演各类角色，并有一定舞台经验的越剧后起之秀。
1947年秋天，徐玉兰主办的玉兰剧团聘请二十一岁的戚雅仙任头肩旦。一出《香笺泪》，使她一唱走红，从此以“悲旦”而出名，成为戚派艺术开始形成的标志。后来《香笺泪》灌了唱片，成为她继《明月重圆夜》后的又一张唱片。虽然在玉兰剧团挑梁仅半年时间，但使她的思想有个一个新的升华，更使她的表演艺术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48年春天，戚雅仙自组先声剧团，但因演员阵容、剧目内容、艺术质量以及当时社会大环境等原因，不到半年就悄无声息了。“先声”的失败给她留下“急于求成则一事无成”的教训，为她以后在艺术道路更好地发展打开了通道。从此，她在剧目的选择上，始终采取谨慎的态度。
1948年下半年，竺水招自挂头牌组建云华剧团，邀戚雅仙唱头肩花旦。上海解放后，“云华”的演员都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地方戏曲研究班。在研究班中，戚雅仙与竺水招合演的小戏《卖婆记》与其他著名越剧演员演的折子戏，合拍成一部越剧彩色影片《越剧菁华》。不久，“云华”因竺水招去香港结婚而解散。1950年2月，以“云华”的班子为基础，组建合作越剧团，大家推戚雅仙为团长，请原唱老生的徐天红唱头牌小生。合作越剧团刚成立，便拍摄了彩色电影《石榴红》，赶在国庆节前献映。这部电影不仅为合作越剧团亮出了旗号，也使戚雅仙在越剧观众中扩大了影响。
1951年春天，毕春芳调入“合作”唱头牌小生。戚雅仙与她合演的第一出戏《彩虹万里》，获上海市春节戏曲竞赛一等奖。从此，两人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史，不仅经历了合作越剧团十七年的成长史，还相濡以沫地饱尝了十年动乱的磨难，而且在剧团重建后再度联袂演出，成为越剧舞台上合作时间最长的搭档之一。
1951年秋，合作越剧团迁入各方面条件都较优越的金都戏院（今瑞金剧场），以后几年就一直以此为基本场子，戚雅仙的不少看家戏或保留剧目，都是在此首演。
1951年冬，戚雅仙应中国唱片厂之约，灌制了她解放后的第一张唱片《婚姻曲》。因其唱腔质朴流畅、简而不繁、好记好学，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越剧的“流行曲”，为广大观众喜爱和肯定，也使戚派艺术的影响从江浙扩大到全国。《婚姻曲》唱词的作者是傅骏，当时还不到20岁，刚进“合作”当编剧。这是他俩在编演上第一次合作，到1958年，两人终于相爱结婚，从此成为长期合作的终身伴侣。一首《婚姻曲》成就演员和编剧的天作之好，成为越剧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2年后，“合作”先后排演了《梁祝》、《白蛇传》、《玉堂春》、《琵琶记》、《相思树》等剧目，戚雅仙在其中成功地塑造了祝英台、白娘子、赵五娘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每出戏的上演期都长达三四个月之久，金都戏院门庭若市，场场客满。有了观众基础，每一出戏多了在演出中反复修改的机会，戚派艺术日趋成熟。《白蛇传》、《玉堂春》更是成为戚雅仙几十年来常演的保留剧目，与她后来主演的《血手印》、《玉蜻蜓》并称“白血双玉”，成为戚派的代表性剧目。
1954年，上海举行华东戏曲汇演，26岁的戚雅仙以《屈原》中婵娟一角的出色表演，获演员一等奖。此后，她在演出剧目方面有了新的尝试，不仅题材比较多样，戏路也逐渐拓宽，先后主演了《祝福》中的祥林嫂、《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尤三姐》中的尤三姐、《还我台湾》中的渔姑榆娘等，走上了新的艺术历程。
1956年秋，根据中央文化部安排，戚雅仙率团赴北京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人民剧场观看演出，并在后台接见演职员。1957年秋，戚雅仙带着新排的传统戏《血手印》，率团到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省作第二次巡回演出，又获得观众好评。直至80年代，《血手印》一直是戚雅仙演出场次最多、卖座纪录最高的代表性剧目，并成为全国各地越剧团的常演剧目。
1958年至1960年，因为形势需要，“合作”先后排演了六出现代戏，戚雅仙在戏中塑造了赵一曼、向秀丽等英雄形象，不仅在表演上有所突破，唱腔上同样有所创新，受到众多行家和观众的赞赏。除六出现代戏外，她还主演了《百花公主》、《文姬归汉》等五出古装戏。特别是《王老虎抢亲》，尤受观众喜爱，成为继《血手印》后合作越剧团又一个常演常满的保留剧目。后来香港电影《王老虎抢亲》，用的就是戚雅仙等人的配音。
1960年，合作越剧团作第三次全国巡回演出，行程半年，几乎走遍半个中国。戚雅仙的名声逐渐扩大到全国，拥有更多的知音。期间，她还作为上海戏剧界的代表，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毛泽东主席与她亲切握手，周恩来总理在联欢会上点名请她唱戏。
1963年，合作越剧团到华南作第四次巡回演出，引得不少港澳越剧迷过境来深圳看戚雅仙的戏。此后几年，剧团以排演现代戏为主。在新形势下，她通过刻苦勤奋，不但跳出悲旦悲腔的戏路，在表演及唱腔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被戏曲音乐专家誉为“戚派唱腔传新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戚雅仙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迫离开舞台，“合作”也不解而散。当时她还不满四十岁，正值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期，就这样被耽误了。凭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她度过了一个个难关，终于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9年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约请她演唱新编的越剧唱词《迎春曲》和《美酒献给周总理》。已离开舞台十二年的戚雅仙，又重新登台，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传统折子戏《楼台会》，观众对她的热烈反响丝毫不减当年。是年深秋，戚雅仙又被选为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不久，在原合作越剧团的基础上，组建静安越剧团。戚雅仙依然任团长，已年过半百的她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重新活跃在越剧舞台上。以后三年，她先后主演了《白蛇传》、《血手印》、《玉堂春》、《教师日记》、《玉蜻蜓》五出大戏。同时，她还积极扶植新人，用“传、带、帮”的办法培养了第二代接班人。并及时“选苗”，招收了一批青年学员，解决了剧团青黄不接的矛盾。
1983年建党节前夕，五十六岁的戚雅仙被批准加入中国***，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是年9月，她和毕春芳等赴香港演出，两人合作演出的折子戏《楼台会》、《庵堂认母》深得香港观众的青睐。1985年和1987年，戚雅仙又两次赴香港演出，使她的名声远播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中。
1984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拍录《戚雅仙和戚派唱腔》电视艺术片，并于1985年国际劳动节在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 专栏播映。这部长达五十分钟的电视片，选取了戚雅仙在艺术道路的几个影像片段，如《香笺泪》、《婚姻曲》，尤其是一向被观众誉为“戚派三步曲”的《梁祝·英台哭灵》、《血手印·王千斤祭夫》、《白蛇传·白娘子哭塔》，更是体现了戚派的唱腔特色。
1988年，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联合主办“戚雅仙流派表演艺术演唱会”，展演了戚雅仙从艺五十周年来演出剧目中所有的重要唱段。这些唱段大体以剧目演出年代先后为序，从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到现代戏，无所不包，既显示了戚派唱腔逐渐变化发展的轨迹，也较为全面地回顾和展现了戚雅仙的艺术人生历程。演出会上，不仅尹桂芳等老艺术家与她同台演出，还有周雅琴、朱祝芬、金静、徐洁和、周美姣等众多的戚派唱腔弟子也展示了各自的拿手好戏，，真是人才荟萃，盛况空前。 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还同时举行《戚雅仙表演艺术研讨会》，许多著名的戏剧家和评论家对戚雅仙的艺术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了详尽的评析和热情的褒奖，一致认为戚雅仙在五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以袁派唱腔为基础，吸收并融合京、昆、绍、越等各剧种名家之长，并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和擅于演悲剧的戏路，逐步形成韵味醇厚、吐字清晰、感情真挚、朴素深情的戚派风格。
1989年，戚雅仙退休后仍然担任静安越剧团名誉团长、静安区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戚雅仙表演艺术》一书，对其艺术生涯作了全面总结。1995年，她演唱的《血手印》获中国唱片总公司第三届“金唱片奖”。
戚雅仙虽然出生在上海，工作、生活在上海，但是她对家乡余姚始终充满了眷恋之情。解放后，她曾三次回余姚探亲、祭祖。1996年2月，她在《余姚日报》发表了《向故乡人民拜个年》的文章，表达了她对故乡山水、故乡亲人的亲切感情。
2003年1月27日，戚雅仙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七十五岁。